“在現代經濟學領域，關稅始終是一個負面的‘話題’，只要它存在，它就是扭曲了市場，降低了效率。”
——斯蒂格利茨
“關稅本質上，不就是在對美國公司‘加稅’嗎？”
“你們上臺時承諾要減稅，可關稅并非外國公司支付，而是由本國進口商繳納的。”
在強調了無數次“美國加征關稅”的好處后，記者的這個問題還是把白宮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問住了。
在她被問住的幾天后，上周末，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深夜通過官網發布通知：聯邦政府已同意對智能手機、電腦、芯片等電子產品免除“對等關稅”；豁免的產品適用于4月5日以后進入美國的電子產品，已經支付的“對等關稅”可以尋求退款。
蘋果、英偉達、微軟等美國企業股價應聲大漲，一切都似乎被記者說中了——收關稅，本質是在給美國公司加稅，是利空，反之則是利好。
時間撥回提問當天，卡羅琳還埋怨記者：“你在挑戰我的經濟學知識，我后悔給你提問的機會了，下一個。”
卡羅琳·萊維特
如今，后悔的似乎另有其人，并且一直在后悔。
周日，特朗普又宣布，暫緩征收關稅只是一種程序性措施，最終將對這些科技產品征收不同的、針對特定行業的關稅。
政策的“反復橫跳”引發了混亂與困惑，但在經濟學家看來，出現這樣的情況是遲早的事。從始至終，特朗普與團隊都沒能學好“關稅”這門經濟學課程，卻妄圖用它來“讓美國再次偉大”。
這幾個月來，他們時常感嘆：“關稅本是經濟學領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有時候不得不‘感謝’特朗普，他以一己之力將這個幾乎死去的領域給救活了。”
換言之，要理解美國政府關稅政策背后的邏輯和反復橫跳的原因，需要我們將目光投向歷史深處，審視關稅的演變以及在不同世界觀下的作用。
今天的文章，就讓我們將這“死去”的研究重新拾起，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發。
自古以來，有貿易就有關稅。
關稅的歷史演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管轄權”時代、重商主義時代、多邊貿易時代。
從樸素的觀點來說，如果把國家當作主體，那么國家允許其他個人、公司或者外國在境內進行貿易活動，而這種來自國家的許可，不一定是免費的，很多時候是需要付出代價來換取的，這就是關稅的本質。
按照現代法律的術語來說，關稅首先體現了國家對領土和經濟活動的管轄權，用大白話說，就是“我的地盤我做主”。
因此，自誕生起，圍繞著關稅的各種手段包括優惠、加稅甚至于禁運，都在某些層面上表達了某種政治上的取向。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用關稅來表達政治態度的帝王，是號稱“三代之下第一仁君”的漢文帝。漢朝初建時，并非是如大家現在想象的大一統王朝。
當時春秋戰國的風氣猶存，在天下人看來，漢朝是漢朝，諸侯國是諸侯國，兩者雖有上下尊卑，但后者依然是具有相當獨立性的政治實體。
既然是獨立的政治實體，那么“關”就真的很重要。所以在呂太后和漢惠帝執政時期，頒布了“津關令”，吏民出入關津都必須攜帶有效證件，并且嚴查走私，尤其是黃金和馬匹這樣的“國家戰略資產”，防的就是關東的諸侯王勢力，以免其過大。
“今諸侯多其力，故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
后來，漢朝的朝廷大體從“呂后之亂”中恢復了過來，漢文帝也坐穩了皇位，于是正式下令“除關無用傳”，讓漢朝直轄的地盤和地方上的其他諸侯可以自由通商往來，不但從政治上顯示了天子的“兼愛無私”的氣度，也促進了關東和關中地區的經濟交流，為后來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礎。
后來漢景帝繼位，總結漢文帝功勛的時候，第一條就是：通關梁，不異遠方。
雖然第一個從形式上實現了大一統的是秦始皇，但是真正從實質上把戰國七雄的地盤捏合成一個真正經濟體的，漢文帝實開其端。
而當世界從古典時代進入大航海時代，重商主義大行其道，那是關稅發揮作用的黃金時期，更多地體現了國家之間赤裸裸的競爭和對財富的爭奪。
重商主義的核心觀點是：一個國家的財富總量是固定的，主要體現為貴金屬的擁有量。由此，國際貿易被視為一場零和博弈：一個國家的獲利必然意味著另一個國家的損失。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各個國家的政策目標就是“盡可能多地出口商品以賺取金銀，同時盡可能少地進口商品以防止金銀外流”。
在這個時期，工業處于萌芽階段的各個國家，通過對進口商品征收高關稅，降低進口商品的吸引力，保護了本國的企業；與此同時，他們通過退稅和補貼等方式鼓勵本國商品出口，特別是高附加值的成品。
其中玩得最溜的，是英國這樣的殖民帝國，關稅主要被用來確保宗主國的利益，比如英國的《航海條例》規定殖民地只能與英國進行貿易，或者貨物必須經過英國本土中轉并繳納關稅。
在大航海時代和重商主義背景下，關稅從一個體現管轄權的工具，變成了國家間經濟戰爭的重要武器。
這樣的關稅政策，設計時充滿了防備與計較，而“強則貿易自由，弱則關稅壁壘”正是這個時代的寫照——因為強了就想出口高附加值工業品，自然就呼吁貿易自由，而弱的時候為了保護本國的落后產業，就更容易疊加關稅壁壘。
這種重商主義的關稅觀影響深遠，其核心的保護主義思想和將貿易視為國家競爭工具的觀念，直到今天，仍然以各種形式重新出現。
英國倫敦西印度碼頭的貨船
到了全球化和多邊貿易時代，關稅看起來變得更加“友善”了一些，比如很多國家都對發展中國家有特殊的、更優惠的單方面關稅政策——也就是“你可以對我的商品收關稅，但是我對你免稅”。
這種政策表達了一種對后發國家幫扶、歡迎后發國家的商品進入自己市場的態度。
當然，這種對不發達國家，尤其是原材料豐富的不發達國家單方面免關稅，其實是“公私兩便”的雙贏策略。
因為不發達國家往往工業能力比較差，能夠出口的最終產品是比較少的，大都是原材料，而工業能力比較強的國家恰恰擅長于對原材料進行加工，然后再出口出去。
因此，對不發達國家單方面免關稅，其實是在降低本土制造業的成本，本質上也是對本土制造業的扶持政策，這也成為工業強國們幾乎都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但特朗普似乎想要開創關稅的新用途。
在他眼中，關稅既是管轄權的體現——懲罰外國，也是一種收入來源——增加財政收入。
但要說明這個想法的荒謬，需要先回到白宮記者的那個問題：關稅，是對美國企業的加稅嗎？
從手續上來說，關稅確實是由美國進口商在交。那么從這個意義上，確實是對美國公司增稅了。
實際上，這觸及“關稅”研究的終極命題——關稅的歸宿。
如果美國進口商需求彈性小，也就是對某種外國商品的需求非常依賴，找不到好的替代品，那么即使價格因為關稅上漲了，他們也還得繼續進口。
這種情況下，關稅的成本大部分就會由進口商承擔，并且很可能會通過提高售價的方式，最終轉嫁給美國的消費者。
紐約商店里，“中國制造”的衣物標簽
這時，文章開頭那位記者的說法就更接近現實：關稅確實像是在對美國公司和消費者增稅。
反過來，如果外國出口商供給彈性小，非常依賴美國市場，他們的產品很難賣到其他地方去，那么為了保住市場份額，他們可能會被迫降低出口價格，自己吸收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關稅成本。
在這種情況下，關稅就更像是對外國企業征稅。
現實中，關稅往往是進出口雙方共同承擔的。如2018年，當關稅政策下來之后，很多沃爾瑪的供應商就收到了沃爾瑪的信函，要求出口價格下降10%，大家共同承擔關稅沖擊。
但從經濟學上來說，稅直接從誰那里收，其實是無關緊要的。因為最終都是交易雙方在分攤。而誰攤得多一些，誰攤得少一些，就要看雙方的相對議價能力，也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供給和需求的價格彈性。簡單來說，哪一方對價格變動更不敏感，也就是彈性更小，哪一方就得承擔更大比例的關稅成本。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特朗普和他的團隊，在不考慮商品類型，國內外產業結構的前提下簡單地將關稅視為對外國的懲罰，或者僅僅是增加本國財政收入的手段，都是不準確的。
于是，在錯誤定義下得出的特朗普“平衡貿易”公式，就成了學界的嘲諷對象。
這個普通人看起來極其復雜的公式，其設計目標，是用關稅收入對沖貿易逆差，就是美國在逆差上“虧”的錢，要通過增加的關稅率收回來——由此體現“懲罰”與“增收”。
公式綜合考慮了這么幾件事：
1.你總共賣給我了多少？這就是純粹的進口數額 ，即m_i，我買了你多少，是x_i，即純粹的出口額。
2.你欠我多少？也就是進口的逆差，等于出口減進口，即公式里的 x_i—m_i。
3.漲價了，我會少買多少？這個叫作進口的需求彈性，表示進口量對價格變化的敏感程度，即ε，貿易代表辦公室將這個數值設定為-4，也就是價格每增加1%， 進口量減少4%。
4.加的關稅，會導致多少的價格上漲？這個被稱為關稅傳遞彈性，即?，也就是關稅每增加1%，進口商品價格增加百分之多少，這個設定的數值是0.25。
5.Δτ：為了平衡貿易而增加的關稅率。
具體的算法是這樣：
1.因為增加了關稅，現在的進口數額也會發生變化，那么漲關稅之后的總進口是多少呢？
——需求彈性×價格傳遞彈性×現在的總進口。
2.而這個修改之后的總進口數額，乘以關稅，就是特朗普政府預計的可以通過關稅獲得的收入。
——增加的關稅率×需求彈性×價格傳遞彈性×現在的總進口.
然后把等號的右邊，給了“逆差”。
3.最后，特朗普表示應該考慮互惠，所以只收取這個關稅的一半，相當于因為逆差帶來的收入大家平分。
客觀而言，這個公式用來計算應該加多少關稅的方法，倒也不是完全憑空想象。它背后有一套自己的計算邏輯，問題在于，這個邏輯可能用錯了地方，導致用一個貌似有道理的公式，算出了不太靠譜的結果。
這套計算邏輯試圖找到一個天平，一端是美國和另外一個國家的逆差，另一端則想通過加關稅這個砝碼讓天平平衡。
但結合現實，這一通計算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首先，假定所有國家的所有商品對美國的出口都有固定的需求彈性和進口彈性就是非常不可理解的。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特色出口，有的商品需求彈性很低，你加多關稅，進口量也不會減少太多，那么對做這類生意的美國企業來說，關稅就是實實在在的加稅了。
在2018—2019年的關稅戰里，美國征收的關稅大部分是增加給了美國的進口商和消費者，而不是中國的出口商。這實質上是對本國民眾的一種稅收，尤其影響中低收入家庭。
2018年特朗普宣布關稅
其次，關稅可能會導致匯率的調整。一旦出口國貨幣貶值，其出口商品以美元計價時就會變得相對便宜，這就會部分抵消掉美國加征關稅帶來的價格上漲效應。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美國貿易伙伴也不是只會按照公式反應的機器人，一方面會有報復性關稅，通過減少了美國對其的出口作為懲罰；另一方面貿易伙伴可能會戰略性地引導商品出口到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
當美國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征收高關稅時，中國的出口商可能會尋求將商品銷往東南亞、歐洲或其他市場。同時，美國進口商也可能將采購來源從中國轉向越南、墨西哥等未受關稅影響或影響較小的國家。
諷刺的是，美國貿易辦公室為了顯示自己計算的“權威性”，特意在網頁上展示自己引用了好幾篇經濟學頂級刊物，顯示自己“言而有據”，然而上面的反駁，恰恰是他們引用的文章作者提出來的。
縱觀歷史，關稅的角色和意義一直在演變。
現代關稅政策，雖然仍可服務于特定戰略目標或表達政治立場，但對其大規模、無差別的運用，尤其是在缺乏充分經濟邏輯支撐和忽視連鎖反應的情況下，往往弊大于利，將最終與政策的設計初衷背道而馳。
喜來順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