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杰律師，林安琪律師
導語：
在虛擬貨幣交易中，用現金交易的方式買入電信詐騙、網賭平臺等利用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所獲得的“贓幣”，是否因此意味行為人明知是“贓幣”，從而符合幫信罪的主觀明知要件？
從幫信罪及其相關司法解釋來看，應當回歸到該問題的本質——虛擬貨幣的現金交易是否明顯違背市場規律而屬于“明顯異常”的交易方式。
若在虛擬貨幣交易中，現金交易較線上交易明顯困難，例如交易雙方異地，距離較遠，則屬于明顯異常的交易方式，若現金交易較線上交易并非明顯困難，例如交易雙方是同城的親友，則不屬于明顯異常的交易方式。
當然，還應當綜合案件具體情況來綜合認定。
正文：
電信詐騙、網賭等利用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所獲得的虛擬貨幣即本文所稱的“贓幣”，收購者在與犯罪人交易過程中，“贓幣”實現了向現金的轉化，收購者為犯罪人提供了支付結算幫助。《刑法》第287條之二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為其提供支付結算幫助，情節嚴重的，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即幫信罪。因此，買入虛擬貨幣被指控幫信罪的辯護重點在于行為人是否“明知”購入的虛擬貨幣是“贓幣”。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十一條規定了六種推定“明知”的具體情形。其中第（三）項是“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的。”因此，交易價格沒有明顯異常的情況下，采用現金交易的方式買幣，能否被推定為主觀明知，關鍵在于虛擬貨幣現金交易是否屬于明顯異常的交易方式。
虛擬貨幣的交易分為站內交易和站外交易，站內交易即交易所交易，站外交易如利用微信等聊天工具磋商后線上打款交易，也包括本文所討論的面對面現金交易。
相較于站內交易和線上交易，面對面的現金交易較為麻煩，例如交易雙方異地或者大宗的虛擬貨幣買賣要求攜帶現金量大。但其也有一定的優勢，在我國，從本質來看，虛擬貨幣被定性為一種虛擬商品，不能因虛擬貨幣的虛擬性就否定其商品交易屬性，在小額商品交易中，現金交易是普遍且較為安全的交易方式，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采用現金的交易方式不存在明顯異常。
在實踐中，部分辦案機關會認為行為人采用較為“麻煩”的面對面現金交易的方式買賣虛擬貨幣屬于《解釋》中“交易方式明顯異常”的情形，并因此推定行為人明知是“贓幣”
然而，對于“交易方式明顯異常”最高檢對所作出的解釋是：交易方式明顯不符合市場規律。
因此，不能單純以虛擬貨幣—現金的轉換就認定交易方式明顯異常，應當回歸其本質，此種轉化是否是不符合市場規律，例如高效、便捷、安全。例如交易雙方在異地，面對面交易的成本較大，或者說虛擬貨幣交易量大，攜帶的現金有幾十上百萬，但雙方仍然采用現金交易的方式，并不符合市場交易規律，此時可以推定行為人明知是贓幣。但是，例如交易雙方本就是同城的親友，并且就幾萬元的交易額，此時面對面的現金交易并未給交易行為本身創造阻力，或者此種阻力微乎其微，不能認定該筆交易違反了市場規律，也不能推定明知。
【案號】珠檢一部刑不訴〔2020〕42號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A預幫助他人將網絡詐騙贓款通過虛擬貨幣變現，A讓被不起訴人B按自己要求以B個人身份信息注冊了火幣交易所賬號并綁定個人銀行卡提供給A，再由C轉交詐騙團伙使用。2019年B火幣賬號共賣幣92萬余個USDT幣，B銀行賬號收到630余萬元人民幣，B將所取現金交給C保管。C將所取現金在武漢或深圳交給詐騙團伙。其中C安排姚某某、B乘坐高鐵從武漢至深圳運送一次現金約200萬元人民幣給詐騙團伙。
【案件結果】認定B涉嫌犯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決定對B不起訴。
【理由】本案證據能夠證實：被不起訴人B在2019年上半年受A安排，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冊火幣網賬戶、綁定銀行卡提供給A使用，并受A安排運送現金給劉某某團隊。但本案證據無法認定B明知劉某某等人實施網絡犯罪活動，也無法證實B提供銀行賬戶收取、轉移的資金為網絡犯罪所得。理由如下：
1.目前查得的B涉案賬戶交易最晚一筆時間在涉案四個詐騙平臺第一筆入金前，無法證明B涉案賬戶內錢款系該涉案四詐騙平臺犯罪所得；
2.B不認識詐騙團伙成員，無直接或間接交往;A安排B以個人身份信息注冊火幣網賬戶并綁定個人銀行卡時，并未明言或暗示用途；A安排姚某某、B提取巨額現金，因A從武漢送至深圳時，因A等人經商，提取現金的用途與目的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亦無法證實B從中獲得利益。
【解讀】
本案中雖然不存在虛擬貨幣與現金的交易，但存在將虛擬貨幣變現為先進并運送的情形，從檢察院不起訴的理由來看，不能夠以單純的虛擬貨幣—現金轉換情形來認定幫助者主觀明知，因為現金的用途與目的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不直接指向違法犯罪活動。同樣，在虛擬貨幣交易被控幫信罪的案件中，不能單純以虛擬貨幣—現金的轉化情形來認定幫助者主觀明知。
在《<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經研究認為，對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主觀明知的認定，應當結合一般人的認知水平和行為人的認知能力，相關行為是否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行為人是否履行管理職責，是否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是否因同類行為受過處罰，以及行為人的供述和辯解等情況進行綜合判斷。”
司法解釋創設綜合認定規則，要求充分關注各種主客觀因素，不偏信某一證據的證明力，從整體主義的視角對“明知”與否作出認定。在本文所說的虛擬貨幣交易中，除了現金交易的形式，還應當結合交易價格是否異常、是否采用加密通訊、是否收到過監管部門的提示、是否被凍過卡等案件事實來綜合認定行為人是否“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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