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穩定幣成了金融行業的絕對熱點！
7月1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國家穩定幣創新與監管法案（GENIUS Act）》（以下簡稱《天才法案》），標志著美國首次正式確立穩定幣的監管框架。
7月29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就2025年8月1日起實施的穩定幣發行人監管制度發布了一系列文件，為穩定幣發行人監管制度提供具體指引。
近來，圍繞穩定幣監管框架及對國際貨幣體系影響的討論持續升溫，同時在政策和熱點的共同推動下，全球穩定幣的商業化進程明顯提速。
然而，穩定幣究竟是什么？與央行數字貨幣（CBDC）有何不同？國內應該如何發展？本文就這些問題來簡單聊一聊。
穩定幣是一種通過錨定外部資產（如法幣、黃金或一籃子資產）維持價格穩定的加密貨幣，旨在解決比特幣等高波動性加密貨幣的支付難題。
根據錨定對象的不同，穩定幣又可以分為法幣抵押型、加密抵押型、算法穩定幣等多種不同的類型。而本文主要討論的“法幣穩定幣”，其作為穩定幣的子類，特指與法定貨幣（如美元、港元）1:1掛鉤的類型。
那么同樣作為法幣的數字延伸，法幣穩定幣與央行數字貨幣有何異同呢？
法幣穩定幣與央行數字貨幣（CBDC）作為數字貨幣的兩種核心形態，既有技術上的相似性，又在發行主體、信用背書、應用場景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首先，兩者的發行主體和信用背書不同。央行數字貨幣由中央銀行發行，100%由國家信用背書，具有無限法償性（如數字人民幣等同于現金）；而穩定幣則由私營機構（如Tether、Circle）或去中心化協議發行，信用依賴抵押資產或算法機制，法幣穩定幣則1:1錨定法定貨幣，需通過儲備資產維持穩定。
其次，兩者的中心化程度與監管體系不同。央行數字貨幣由央行發行，比如數字人民幣采用完全中心化的雙層運營體系，受央行嚴格監管，支持可控匿名；而法幣穩定幣雖然去中心化程度較高，但依賴公鏈共識機制（如以太坊），支持匿名交易，另外雖然多個地區正在建立相應的監管框架，但并不完善。
最后，兩者的穩定性與應用場景不同。央行數字貨幣主要聚焦國內零售支付（如民生消費、政務繳費），強化貨幣政策傳導（如精準發放補貼）；穩定幣目前主要聚焦于跨境支付、DeFi生態、加密資產交易等。
盡管如此，穩定幣與央行數字貨幣在數字化形態與效率提升、支付媒介與技術手段方面仍然存在著一些相同點，比如兩者均以數字化形式存在，基于區塊鏈或分布式賬本技術（DLT），支持點對點交易和自動化結算，能顯著提升支付效率。另外，兩者均具備交易媒介屬性，且都支持可編程性，能彌補傳統支付體系的不足。
自從穩定幣成為輿論焦點之后，熱度一直居高不下。
美國通過《天才法案》把穩定幣納入監管，而實際上與《天才法案》一同通過美國眾議院審議的還有另一項關鍵性加密貨幣法案，即《反央行數字貨幣監控國家法案》，其旨在保護美國人的金融隱私，禁止美聯儲在未經國會明確授權的情況下，發行面向零售的CBDC。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美國完善穩定幣監管框架，實質也是限制了央行發行數字貨幣，鼓勵和規范私人發行數字貨幣，從而建立一套私營穩定幣與國家數字資產儲備協同推進的加密貨幣戰略，表明其采用市場化方式推廣數字資產，并意在防范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控制的潛在擴權。換言之，美元穩定幣仍然是美元霸權的鏈上延伸，監管框架的確立則是為了進一步鞏固美元的霸權地位。
而近日有外媒消息表示，由于人們對央行數字貨幣的益處越來越懷疑，英國央行官員正在考慮是否擱置創建數字英鎊的計劃。英國央行行長安德魯·貝利最近公開表達了他的疑慮，并將重點放在銀行加大對代幣化存款的推動上。這一變化是否反映出，隨著穩定幣和其他支付創新的出現，全球范圍內對創建國家主導數字貨幣的興趣正在減弱？
國際清算銀行（BIS）2024年調查顯示，全球已有134個國家探索央行數字貨幣，其中100個進入實驗或試點階段，13個G20國家進入試點。全球各國對CBDC的興趣持續增長，開展CBDC探索的中央銀行比例上升至94%，預計到2030年將有多達15個CBDC發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指出，超過三分之二的央行計劃在短期內推出零售型CBDC。
答案顯而易見。在移動支付網看來，穩定幣的興起并不會削弱全球各國對于央行數字貨幣的探索興趣，兩者作為數字貨幣不同的探索路徑，只能說選擇不同。
今年7月初，BIS在其發布的年度經濟報告中表示，雖然穩定幣的未來角色尚不明朗，但它們在“貨幣”三項關鍵測試（單一性、彈性和完整性）中的糟糕表現表明，它們充其量只能扮演輔助角色。BIS對于穩定幣所展現的貨幣屬性不夠問題，算是給穩定幣熱潮降了降溫。
無論是發展央行數字貨幣還是穩定幣，監管挑戰都真實存在。央行數字貨幣需要在保護用戶隱私的同時滿足反洗錢（AML）、反恐融資（CFT）等監管要求。穩定幣則可能滋生洗錢、跨境犯罪等行為，給貨幣當局帶來管理匯率和資本流動的困難，也給監管去中心化操作、跨國操作提出了現實層面的挑戰。
隨著穩定幣輿論的持續發酵，關于國內是否應該發展“穩定幣”的討論也越來越多。對此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應該考慮先行試點離岸人民幣穩定幣。
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京東副總裁沈建光曾表示，香港可以作為全球率先發展離岸人民幣的地區，隨后推廣至全世界，將有助人民幣在下一代國際貨幣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京東集團高級研究總監朱太輝也曾在撰文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發展離岸人民幣穩定幣是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抓手，也是緩釋“數字貨幣橋”發展不確定性影響的重要手段，且不會影響內地的貨幣政策調控和跨境資本管理。在發展節奏上采用漸進式模式，從香港地區逐步向內地自貿區和自貿港推廣，從而不斷強化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支撐作用。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副院長肖耿在某沙龍上表示，香港亟需發展穩定幣，以大幅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支持香港發展數字金融的需要。他認為，穩定幣錨定人民幣至關重要，既能應對美元體系的不穩定性，又能創造相對獨立的生態而不直接影響內地貨幣政策。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則在演講中表示，我國應在穩定幣領域積極作為，推進數字人民幣國際化，并利用香港發展人民幣穩定幣，以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此前，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楊濤則在撰文中表示，短期內我國穩定幣探索應聚焦于人民幣穩定幣，盡快在全球法幣抵押型穩定幣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其儲備管理可對應人民幣現金、債券或數字人民幣等高流動性、低風險資產。
而在移動支付網看來，中國香港立法不排除人民幣穩定幣，離岸人民幣穩定幣或成為可能并助力人民幣國際化，但兩者并不存在直接關系。“人民幣穩定幣”是香港發牌之后可以考慮的方向，但不應該成為中國內地討論的重點和方向。
移動支付網認為，內地仍然應該堅持“數字人民幣”的試點和推進，并加快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以及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的應用落地。
目前，穩定幣的應用場景主要聚焦于跨境貿易，這與“貨幣橋”以及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方面的應用有所重疊，因此香港與內地分開探索并形成一定的借鑒互補是最合適的路徑。
保持內地在央行數字貨幣研發推進上的領先地位，也保持香港在穩定幣監管體系與創新發展上的先發優勢，在技術和互聯互通上研究數字人民幣與穩定幣的協同發展。一方面加快數字人民幣的交易結算體系建設，另一方面積極探索人民幣穩定幣在離岸體系的發展，使兩者協同發力、雙軌并進。
喜來順財經
